记 者：2012年，您的长篇小说《春香》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春香》与朝鲜族民间故事《春香传》有关系吗？《春香》的创作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金仁顺：《春香传》流传了300多年，是朝鲜半岛最著名的民间故事，里面有浪漫的男欢女爱，也有围绕着贞洁烈女产生的三角关系，故事动人，三观传统。我后来看过朝鲜拍的歌舞片《春香传》和韩国拍的盘瑟俚版的《春香传》，导演们努力寻找着新形式，但瓶子再新，里面装的仍是旧酒，故事的内核是男尊女卑，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为男人奉献一切，得到幸福的唯一出路是耐心等待男人的救赎。我最初写《春香》是怀着对这个民间传说的不服气，是一种游戏的心态——为什么春香一定要等着李梦龙来解救？为什么传奇不能是人为制造的？女人们独自生活，为什么不能更好、更快乐、更自由？在我的小说里面，我关注春香如何出生，怎么长大成人，什么人和什么事情曾对她产生影响，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使她最终变成了传奇。我要写民间故事里面没有的那些点点滴滴，柴米油盐。故事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认真，我颠覆了原来的故事。如果改掉三个主人公名字的话，这部小说几乎和《春香传》没有什么关系了。但这本小说仍旧还是《春香》，只是它是我个人的“春香”，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传”了。
记 者：其实，除了《春香》外，您还有不少小说是关于朝鲜族的，比如《高丽往事》《桔梗谣》《云雀》《城春草木深》等。您在处理少数民族题材时，多将其置于历史时空中，您是如何看待少数民族题材与历史和当下的关系的？
金仁顺：我的古典题材写作是架空文，和真实的历史时空、人事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写历史小说的唯一理由是这些故事放在当下时空不合适。比如说小说《盘瑟俚》，我想写一个女儿弑父的故事，但我不想让她为此担起全部责任，也不想把这个故事仅仅写成悬疑案件。这在法制社会实现起来太难了，至少会变得复杂、晦暗，而我要的是明亮和简单。所以我就把故事架空到了古代朝鲜半岛，这篇小说才5000字，但将男人的酗酒、薄凉、自私，和女性的悲苦、无助、被摧残都推到了极致，同时又是符合当时朝鲜社会真实情形的。小说是写人性，而千百年来，人性没什么大变化，所以小说背景是历史还是当下，没那么重要。
记 者：感觉您这类题材的写作节奏较为舒缓，区别于其他当下题材。在不同的题材上，关于叙事节奏与腔调，您有什么讲究吗？
金仁顺：我想说明一点，这里的区别主要是在古典题材和当下题材上，而非关于朝鲜族题材。
写作古典题材时，我的叙述的确会放缓，像一首古老民谣，慢慢哼唱起来，我会很有耐心地描写一些生活细节；但处理当下题材时，我会减少很多闲笔，在很多空间和时间的描述上，读者和作家是同一个维度，能一句话说清楚的事儿，又何必啰唆呢。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艺术的水准跟叙述节奏快慢、细节繁简其实没什么关系，而是跟故事的讲述方式、方向，乃至作家对故事的情感和态度息息相关。同样的故事，千人讲来千般样，故事是无穷无尽的，讲故事也因此成为一个古老的职业。
记 者：谈到生活细节，日常生活在您的小说或散文创作中有怎样的地位？
金仁顺：日常生活是写作的水土啊。小说、散文都是在这块水土中长出来的，可能是一把水灵灵的小白菜，豆荚里面的几颗豆子；也有可能是伤疤，是刻骨铭心的仇恨；或者是怦然心动的爱情，晦暗不明的暧昧。但真正定位作品坐标的，是作家的世界观。换个比方，如果说作品是作家拿出来的一颗颗丹药，那日常生活是投入炼丹炉里的原材料。作家可以虚构任何天马行空的故事，但越是天马行空，越需要有生活经验打底。
记 者：您不仅常常关注朝鲜族女性的命运，其实您的其他小说对女性也有着细腻且不俗的描写。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书写的？
金仁顺：写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我要站在女性主义视角，或者别的什么立场，我考虑更多的是小说的故事、人物，以及如何写好故事以及人物。但作品完成后回头审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还真是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短篇小说《宥真》中，宥真是“我”的一个韩国诗人朋友，两个人在国际写作营中相识、交往，宥真虽然有才华，却因为她的写作带不来名利，受到丈夫和周围人的轻蔑和嘲弄。只有谈恋爱的时候，她的诗歌才像某种化妆品似的，能让宥真多出一点儿魅力。但即使是这种吸引力，也如过眼云烟，恋情匆促而颓丧，婚姻沉闷而失败，找不到喜欢的工作，以至于宥真挣扎着想：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男性，女诗人、女作家才能迈向成功？在小说的最后，不怀好意的文坛大佬终在讨伐声中跌下神坛，而宥真在平淡孤寂的生活中，与诗歌为伴，贫穷但清高。
这些女性人物都有生活的基底，但又是虚构出来的理想化形象。女性主义一旦融入小说里面，它的骨肉血脉其实也是打碎了糅和进人物和故事中，是混沌、暧昧、矛盾和纠结的。现在分析文本时，她们身上的女性主义成分非常重，但写作时，我关心的是她们最感性的部分。
记 者：想必不仅女性身份对您的写作有影响，民族身份也有很大的影响吧？
金仁顺：我接受自己的多重身份，虽然每种划分都难免简单、粗略，但这些划分仍然能够体现出一些共同特质，对作家而言，能多个身份和视角，总会多一些惊喜。不过身份的多样性是外部的，或许能够丰富写作题材，跟作品的深度和思想性却关系不大。好作家和差作家从来不是通过身份的复杂性来决定的，是某些作家写出了让人感动的作品，通过作品回溯到作家身份的种种，这才有意义。
记 者：您对短篇小说创作十分擅长，能谈谈您对短篇小说的看法吗？这十年来，您最满意自己的哪部短篇小说？
金仁顺：短篇小说，短的只是形式，其他的要求跟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注定要更浓缩、更凝练，言有尽而意无穷。我没有“十分擅长”，事实上，写作了这么多年，每次写一个新小说时，仍旧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谈不上对哪篇小说特别满意，每篇小说都是生活中的某个尖角刺痛了我，从而引发了我写出来的欲望。比如说《小野先生》，是我20多岁时见过的一个日本朋友，他50多岁了，讲起他父亲年轻时参加过侵华战争，在漫长的余生里，始终生活在愧疚中，说自己不配死在洁白的床单上。当时我很受触动，原来，那些侵略者不只是双手沾满了鲜血，他们也会像麦克白夫人一样，想尽办法把手上的血再洗掉。但杀人的血是洗不掉的，只能用自己死亡的血覆盖其上。再比如《喷泉》，我少年时代生活在矿区，《喷泉》里面的情感故事虽然是我虚构的，但小说里面的细节、情绪，以及绝望都是真实的，小说里面的“假”，比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更“真”。这就是小说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记 者：这十年在您的创作坐标上，大概属于怎样的十年？
金仁顺：我的写作时间已有二十六七年了，最近的十年，和以往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写作是我的职业，对于写作而言，有没有我，无关紧要；但对我而言，没有写作，我的人生将失去大部分意义。但这十年有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我进入了中年，我的写作也从热情热爱转变为职业和日常。少了激情飞扬，多了沉稳清晰。眼下我没有办法为我的创作坐标定位，这十年的意义，我能确定的是：能成为作家，何其幸运！这个职业对我而言，是最最美好的。 （许婉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