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乡村振兴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及解决方法刍议
向远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时代。2012年后中央先后制定了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挑起了历史重担，推进新一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2022年世界人口达到80亿的历史最高水平，未来仍将持续增长。于此同时面临地球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生态环境危机持续加重，从根本上规定了新的社会革命是面向生态文明时代的革命，是全球意义上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变革。完成这样的变革，必然要求全人类实现智慧大飞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背景。站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基础上，我国未来建设将从乡村入手，从村民需要出发，通过“民主协商”，构筑“地合人和”基础；通过有机合作社、有机村庄建设，从根本上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和谐，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这是一条积极稳妥，通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实道路。
1、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任务，新发展时期正在到来
迄今为止，关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点，学界有6类研究结果，时间分布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分别为：按照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来评价，中国在2010年即完成了工业化，这一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第一次超过美国，占到全球的22.5％，到201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近30％，超过世界制造业大国美、日、德三国的总和；以工业从业人员占比评价，我国于2012年工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达到30%以上，实现了现代化。由于中国超大规模人口结构，工业从业人员比重始终未占到全社会就业人员第一的位置；2003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40%，稳步保持这一水平持续10年后实现了工业化，这一时间点在2013年；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称，目前全国约70%的人口已经实际进入城镇及其周边地带，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完成；如果以工业增加值在GDP的占比计算，加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比重综合判断，应当于2019年实现了工业化；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的研究结论，中国是在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的。
上述多项标准衡量结果表明，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用60—70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与全世界曾经最大、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上百年工业化历程相比，少用了30%~40%的时间，而与世界工业化近300年历程相比，则仅用了约四分之一的时间。今日中国工业化发展，已经建成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产业门类，形成了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工业化历程中达到的最大规模与最高水平。可以有把握地讲，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从历史进程认识，我国现代化进程发生于世界工业化后期阶段。由于发展迅疾、规模巨大，决定了其发展的特殊性。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城市化迅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随即遭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爆发、俄乌冲突，国际市场萎缩，加之世界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进步、中西方矛盾加剧等因素共同作用，国民经济两个市场调整期。近期统计资料显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大城市，转入中小城市，或者选择回归乡村。2020年有超过500万“农民返乡”，2022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220万人。今年以来大量农民工因城市就业不明朗，在陆续返乡。从全局认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需要开辟新的战略建设战场，筑牢基础，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实现民族复兴。
2、 全球工业化发展势头衰落，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工业化发展尽显颓势，社会矛盾、人与生态环境矛盾加剧。主要工业化国家间、国家集团间矛盾激化，多种冲突、战争笼罩世界；贫富差距加大，难民问题严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反复爆发。与此同时，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持续积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水资源不足与污染问题、土地荒漠化问题、生物多样性建设问题警报频频拉动，发达国家尚且自顾不暇，发展中国家多数无力顾及。昔日雄心勃勃的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动力衰竭，推动力明显减小。
1978年后，我国启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40多年之后的今天，在取得工业化、城市化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城乡差别、贫富差别、乡村衰退问题。乡村部分食品安全、粮食安全、乡村社会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农业安全同步爆发。这是我国有史以来遭遇到的最严重的文明危机。中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农业历史悠久，保留有最丰富的农业历史遗产。尽管中国发展处在工业化的后期，但导致农业与乡村发生重大危机的事实，说明工业化、城市化的不可持续性。
农业与乡村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工业与城市是在农业与乡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失去了农业与乡村基础，工业化、城市化终将败落，人类文明之花终将凋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以工业化、城市化、殖民化、资本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心，以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中心的生态文明时代必将到来。
2017年，党的19大会议上制定了乡村振兴的战略决策，这是国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的重大历史决定。当前国家乡村振兴面临机遇期与危机期重叠的现实情况。机遇期是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国家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制定了2050年前实现五大建设目标的建设方案。危机期是指现实中的乡村中懂农业的农把式正在老去；青壮年农民多年前进城务工，在彻底地疏离农业；相关农业科技人员或者绑定在论文上与实验室，或者往返于国内外，几乎成年、成十年没有进入过乡村，没有确切的乡村生产生活概念；绝大多数的企业家长期在以钱为中心转圈，对乡村不熟悉；在行政组织方面，80与90后及之后年龄段的新一代人正走上管理工作岗位，他们对农业生产与乡村工作几乎无经验可谈，难能有正确的概念。机遇期与危机期叠加加大了乡村振兴的紧迫性与高风险性。
3、民主协商，地合人和，筑牢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实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土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乡村土地处于“地碎人散”状态，这是一个突出重要的问题。大量实践证明，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最有效、直接与经济的办法是通过村两委或村民小组，组织村民“民主协商”，制定方案，一举实现“地合人和”。多年来，一直有村庄或村民小组进行过类似尝试，取得了好的效果。如广东的叶屋村、湖北宜昌的宝月寺村与山西灵丘的田脊梁合作社等。当然有关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升。
促进“地合人和”，除了“民主协商”，寻遍所有方法和手段，几乎找不到更好、更有效的办法了！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土地托管”，实现小田并大田；还有通过土地整治，实现了一户一田或多户一田，注意力在推动“地合”工作，而更重要的“人和”工作却较少考虑，甚至被忽略了。
通过“民主协商”，促进“地合人和”，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唤醒他们提升民主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成为振兴乡村工作的基本方法。而让农民靠边站，让企业家决策，或者让领导决策，以及让专家决策的乡村振兴方案和思路，就是越俎代庖，犯了原则性、方向性错误，是与习总书记的讲话及中央精神相违背的做法。
2017年以来，在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中，反复发生农民靠边站、农民袖手旁观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管理工作者、村两委成员的思想停留在工业文明状态，只相信资本、依靠资本，相信专家学者，相信乡村精英（或乡贤），对于广大的普通村民尊重不够，不能够充分相信村民与依靠村民。至于通过民主协商，推动解决问题和矛盾，许多的管理工作者、村两委成员不得要领。即使搞，大多也是走形式、走过场。
广大的普通村民不能获得尊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业文明条件下，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迷信经济和科技，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缺乏生态文明时代新意识，缺乏服务意识与平等意识所致。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我国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首先在于管理工作者、村两委成员的思维或思想转变。当其真正有了生态文明时代意识，有了服务意识和平等意识后，才能做到尊重普通人民群众、尊重村民；才敢直面现实，主动探索推动“民主协商”，促进“地合人和”，为乡村振兴筑牢基础！
思想转变——尊重农民——民主协商——地合人和——乡村振兴，这应该成为乡村振兴中管理工作者与村两委成员的行动路线图。《大学》有“知所先后，则近道也”，是指做事要按顺序进行，就可以有所成就；反过来，做事如果不按顺序操作，则将会失败！
民主协商，地合人和，筑牢根基，是振兴乡村的先决条件，也是推进新时代社会和谐的一条积极稳妥的路径。在探索通向生态文明的征途中，我们需要搞明白生态文明时代乡村组织的原理与方法，否则我们就搞不定村民的民主协商，迈不开乡村振兴的第一步。这么多年来，国家致力推动的乡村自治、民主协商难有起色，与工业文明时代下乡村工作简单化的组织方式不无关系。因此，进一步深度探究掌握生态文明时代乡村的组织原理与方法，用来指导实践，推动乡村振兴，是我们走出工业文明之困境，跨入生态文明的思想法宝。
4、面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乡村群众组织原理与方法
《道德经》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阐述事物发展的组织性特征与规律。我们可以借用这样的原理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与组织化演进规律。农耕文明时代及之前的时期，自然的“道”生出了权力组织，其逐步发展，管理群体，对群体简单再成长、扩大再成长发挥作用。工业文明时代，在权力组织基础上，孵化并培育壮大了精英组织（资本财团），随着发展，最终出现了权力组织与精英组织“二元竞争联合”的僵局，发展到今天，越来越觉悟的民众则陷入了焦灼不安的局面！
面对全局性二元竞争联合组织化弊端，2013年我国政府提出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方向。我国要走向生态文明时代，国家组织架构中的权力组织（国家政府）与精英组织（资本财团）必须跳出二元竞争联合的思维窠臼，顺应自然之道，共同支持培养民间组织（群众组织）的成长壮大。达成三元融合、三生万物、和合发展的新局面！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走出工业文明困境，走向生态文明时代！
人类社会基本组织结构成分包括权力、精英、民众三者。权力以强力和权势自上而下构成了纵向组织体系；精英以经济利益构成了横向组织网络或体系。工业文明时期两者往往强强联合，组织社会建设，民众处于弱势地位，形成矛盾的对立。面向生态文明时代建设需要，要在人民大众之间以真情实爱联系起来，自下而上发挥新的社会建设作用。
生态文明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这一新时代中工业文明时期建立的组织力量式微。新的发展形势迫使权力组织及精英组织为避免两强相争，两败俱伤，而走向相互联合，支持并推动大众构筑自下而上的群众组织体系提供了可能。新时代的组织方式：权力组织-经营组织-群众组织联合体，将为人类社会走出纷争，走向共和，克服危机，生生不息地成长提供新的保障！按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原理，如果权力组织与精英组织不能孕育出群众组织，即二不能生成三，人类社会就会陷入存亡危机之中！
自下而上地构筑群众组织，不能用强权压迫，也不可利诱，只能以大众本自俱足的“真情实爱”来构建。乡村是世界情感最质朴、最本真的熟人社会，探索与推动群众组织自下而上建设，应该从乡村开始，应该从乡村村民组织建设开始！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曾经在共产党领导下，运用权力与真情实爱将村民组织在一起，建立了乡村社会秩序。这种组织方法就好比是一把筷子被绳索扎在了一起，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政策变化，国家对村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当于是松绑绳索，村民可以参与经济发展浪潮，采用经济方式维系乡村及整个社会秩序。这种以经济发展维系社会秩序的方法，好比是用胶水把很多筷子粘连在一起的松散的组织方法。
如今的中国乡村，大量村民长期外出打工，乡村趋向于衰落。2017年十九大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乡村振兴战略决策。如何才能实现组织振兴？成为现实的建设任务。纵观今日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下行或“寒冬”阶段，继续用经济发展来维系社会秩序已经难以为继。如果大量农民工既不能在城市就业，又难以返回农村，则将给城市发展带来巨大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大量农民工返回乡村，恢复用权力组织为主的方法来组织村民，则很难再凑效。这意味着两种方式都难以有效解决乡村振兴中的基本组织方式问题。
国家应从战略高度提前布局，探索乡村组织振兴的新方法，即通过权力组织与经济组织相结合，共同支持村民用“真情实爱”的群众组织方法，实现“三生万物”，重建乡村组织和秩序，推动村民在互助协作中平稳渡过经济“寒冬”与各种挑战。
怎样用“真情实爱”构建乡村组织？我们继续用筷子的道理来比喻。要使几十支甚至更多筷子被胶带缠绑而不易松散掉，需要先3——6支筷子绑成小捆（现实中超过7支，中间的筷子，就不能被胶带粘连，而易整体散掉），然后再3——6个小捆绑成中捆，再然后3——6个中捆绑成大捆，以此类推，即可实现乡村组织化建设！
具体在乡村合作社组织时，可以效仿以上模型来推进。由村民3——9人自主结合（即从本心出发，从真情实爱出发）推选出小组长，再由3——9位小组长自主结合，推选一位大组长，再由3——9位大组长推选出合作社社长，等等。我国在建国初期，国家政府在推动农民互助组和初级社建设时，基本上就是按农民自主自愿结合的原则去做的，只是当时因各种局限，没能以这种原则形成体系化或系统化。国际上德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农民合作社建设，突破乡村产业瓶颈的大量事实，对我国当下乡村振兴、农民组织化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当然，人们的“真情实爱”是随时发生变化的。在乡村组织建设上，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实践中的乡村组织制度设计，要灵活机动，适宜村民应用，不可机械僵化教条，造成组织效果不佳！探索、研究、创建科学合理的乡村组织制度规则，加以实践检验，促进乡村振兴，是我国走出工业文明困境，走向生态文明时代重要的基础性组织保障！
5、结束语
乡村振兴是国家大计、民族大计、文明大计。实现乡村振兴一是要“地合人和”，二是全面建设以民众“真情实爱”为基础的合作组织及长效机制。结合全域有机农业的建设内涵，在乡村建设有机生产合作社、有机村庄、有机乡镇，在县城以上城市建设有机消费合作社、有机社区，两者之间结合，建设城乡有机联合体，稳步发展，将为乡村振兴提供根本保障，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贡献。
作者介绍
向远：乡村社会组织创新研究者，神州新农村发展实验室三农研学委员会主任。
生于1971年，高二因家贫而辍学，务农十余年。2003年竞选县级市人大代表而轰动当时的新闻，04年又当选村委会主任。因能力有限及多方面原因，05年选择辞职，再上北京寻找各类专家学者，探寻乡村振兴之法。
经过多年的寻访、学习、实践和思考，于19年写出了《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实现制度创新，再推动制度变革中实现乡村振兴》一文，发表在“邦列观天下”的微信公众号里，得到了李昌平等老师及《发现中国乡村》网的认可和转发。
21年10月，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老师的赏识，时任国杰研究院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的胡跃高教授聘我为其助理研究员，被派往驻扎山西灵丘及长子县十个月，参与到他们团队在那边的全域有机农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