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关注财经领域的都看过这条新闻吧：《县城房产大跃进：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冲动》。说的就是山东“C县”公务员被摊派卖房，针对的是近日媒体爆出的山东“C县”公务员被要求在2014年必须介绍自己的亲戚或朋友，至少在县城内购买两套新建商品房，否则可能被罚款或停发工资的消息。
据说各地城镇化出现了不少走偏了的现象，震动了上层。
上级这么强调城镇化的模式，但强调来强调去老是走错。当前的城镇化仍然是土地的城镇化，距离人的城镇化还有太大的距离。问题出在哪里？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战略实际上是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划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职业转变，即离土不离乡，将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职业的非农化；第二阶段是地域转移，即离土又离乡，将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迁移到城镇集居起来，实现居住空间的城镇化；第三阶段是身份转换，即不仅改变了职业和居住环境，而且在户籍上也转变成了城镇户籍，实现了人口数量的城镇化；第四阶段是角色转型，使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角色的市民化。
因此，一个完整的城镇化过程实际上应该同时包含人口转移、空间扩张、社会转型和角色转变等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前两个方面是物质和技术层面上的城镇化，后两个方面则是社会文化和个体层面上的城镇化。只有在这两类属性的城镇化同时推进的情况下，城镇化的动态平衡才能长期被维持。
仔细想想就发现其中的奥秘：职业转变、身份转换以及角色转型，都需要以经济发展及政策辅助，从就业等角度进行缓慢的人口迁徙。而恰恰是其中的地域转移，可以仅仅在强烈的政策导向下实现大跃进式的“一步到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政府如何在短期内表现出对中央政策的高度迎合呢？必然是首先集中于这类不需要时间积累，只要有政策有钱就能砸出来的方向。
于是，我们看到了城镇化的断层——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而人口城镇化推进缓慢。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政府越注重土地城镇化，对于能够拉动人口身份、职业转型的产业扶持力度就会越弱，在这种趋势下，人口城镇化的缺口，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既然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那么就会表现出过度土地城镇化带来的资源浪费，并且无法在现有户籍制度下保障进城农民享受同等的城镇化待遇。而实际上这才是城镇化的意义所在。
所以简单点来看这件事：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技术的城镇化快于制度的城镇化、经济的城镇化快于社会和文化的城镇化、数量的城镇化快于质量的城镇化，从而使得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资源环境代价昂贵，“城市病”问题不断凸显。
而中国有太多的市镇仍然天真的以为城镇化就是造个城市让农民住进去，这种想法真是偏差太大了。
农村人口并非进入城市，而是早已身处城市之中了。目前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大部分在城市就业，农村都是些老弱人员。如果以就业为标准，而不以户籍为标准，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结束——并不像很多人想象中的“刚刚开始”。就比如看看数字，目前的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2%，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35%，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
再往后，中国城市就业人口不会再可能大幅增加了，近年从沿海到内地不断蔓延的用工荒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新型城镇化实际上就是“收尾”的工作。只不过这种收尾的一种做法，就是发展新兴城市群，引导人口有序的迁徙，而不是蜂拥围堵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所以实际上现阶段人的城镇化问题,实际上就是现有户籍制度及文化建设等软件配套政策的落实，其实这就够了。
只有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住在城里，待遇在村里的城镇化尴尬，才能真正有效的引导人口、就业，才能化解空城的局面，避免人在城里、工作在地头的空心城镇化局面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