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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 任重道远

核心提示:传承文化 任重道远


读书人任重道远

——《论语》解读系列之:士不可以不弘毅
作者:朱振山

 

说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真是名不虚传。在解读《论语》之前,我们先来重温两个字,一个是“士”,一个是“仕”。现如今,读过些古书的人都知道“士”是读书人的统称,但一般却不知道“士”字的由来。在我国上古社会(就是距今三千年之前),那时的“士”有点像现在的兵役制度,这也是上古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从十个青年中推选出一个来做公共事务,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所以“士”字是十字下面加一横。但是推选出来的青年还不能马上成为公务员,需要通过政府培训,学习法律法规,学习政治文化,这是“士”的由来。士子学习结业之后,经过考核准予毕业了,可以出来做官,这时候就叫作“仕”了。这个“仕”是“士”字加一个“人”,表示这个士成熟了,可以为人民服务了。后来,人们把读书人叫作士子,把做官生涯叫作仕途。
 


 

当中国的人文历史走出上古时代后,”士”字就变成了读书人的通称。不再是十人选一人,凡是读书人就都叫作“士”了。现在的读书人能不能叫作“士”呢?现在的读书人还不具备“士”的资质。因为现在的读书人从整体意义上说,还没有为社会担当的自觉。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说读书人没有社会担当,但也不能忽略当今不少人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而读书这样的客观现实。换言之,现在的读书人,缺乏上古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在全球向物质倾斜、人类向欲望倾斜的大背景下,许多大学生的价值观正在发生令人惊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大多数人首先考虑个人前程,为实现个人目标奋斗,追求个人享乐,寻找财运亨通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因此,当下的“士”与孔门“士”的内涵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孔门教化中的“士”具有怎样的内涵呢?《论语》中,曾子做了这样的表述: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的这段描述,向我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孔门教育对读书人的定义是,你既然号称是读书人,那么你就已经成为天下重任的担当者。大家都清楚,今天的读书人已经没有这样的定义了,或者至少没有这样明确的定义。更有甚者,在利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不少读书人把学习生存手段、学习发达技巧当作读书第一要义,把“潇洒走一回”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不会出现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人们看到的是,今天的读书人已经处在自在、自为的状态里了——你如果胸怀天下,“仁以为己任”,当然最好不过了;若你只管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也没有人去指责痛斥,这是由于价值多元、文化多元所导致的结果。

然而,孔门的“士”,却不能有半点苟且,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作为士子,首先要胸襟弘大,气度大,格局大,眼光大;然后还要“毅”,“毅”就是刚毅,能决断,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的处理有独到见解。弘与毅是作为一个士子所需要的品格的两个侧面,仅有胸襟博大却没有当机立断,不能很好地完成对国家天下的担当;反过来,只有决断能力没有战略眼光,没有前瞻精神,那么决断就不免存在局限性。所以,胸怀天下的读书人,必须修炼自己的胸怀、眼光、见解与决心。

“士”为什么要弘毅?这是因为他“任重而道远”。换句话说,一个号称“士”的人,如果不能为天下苍生谋求福祉,那他们将愧对天下,愧对自己的选择。古代的读书人是不需要什么监督机制的,因为,古人首先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选择,践行自己的使命。在此,我们有必要援引北宋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又称“四句教”)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是对“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的经典诠释。

先说“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没有心,但人有心,尤其是读书人要有心。读书人的心也就应该成为“天地之心”。古代哲学中有“天地人”三才之说,那么读书人就应该具备这个“人”的自觉意识。如何“为天地立心”呢?读书人应该从天地化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天地无言却能天长地久这些现象、规律中发现天理良心,然后把这个道理告诉社会大众。通俗说,“为天地立心”也是发现真理、宣讲真理的过程。孔子、释迦牟尼、老子这些古圣先贤是“士”的杰出代表,他们一生从事教化工作,一生都在为天地立心。应该说明的是,他们的学说并不是凭空自造的,而是在天地运行中发现的客观规律。对此,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大家都知道,儒学发现了孝悌忠信、仁爱和平的人际关系;释迦发现了自性平等、定能生慧的本来面目;老子发现了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客观规律。这些发现与阐述使得世间众生在探索真理、领悟天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由此可见,“为天地立心”是何等重要。

再说 “为生民立命”。“生民”指繁衍生息的云云众生。“命”指民众的命运,用现在的话说,“为生民立命”也就是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历史上长期流行的宿命论认为,人的一切兴衰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对此,张载并不认同,他认为只要通过劳动创造,命运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如何改变呢?关键的途径是向内求索,就是要修正自己的言行,要惩恶扬善积功累德,要克勤克俭艰苦奋斗。这样,命运程序中的密码就改变了,命运也会随之改变。

然后是“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已经过往的圣人。儒家所谓的圣人就是明白的人、觉悟的人。“绝学”,指中断的学说体系。今天我们可以把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叫作“为往圣继绝学”。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总书记用六句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概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一概括可谓:言简意赅,意义重大。

 最后是“为万世开太平”。“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到北宋,以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过“致太平”的主张。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这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

 “太平”是安康的前提,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环境保障。

 张载这“四句教”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最好诠释。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外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多次引用张载的“四句教”;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先生访问大陆,也曾用这“四句教”寄语北大学子。这说明,当今世界已经开始呼吁读书人心忧天下,具有古代士子的担当了。

再说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为什么读书人要为历史、为天下负责呢?因为读书人承接了人类文化,就要去传递人类文化,这好比你借船渡河,上岸之后就要交付船费一样。读书就是借船,“仁以为己任”就是船费。“仁”是什么呢?仁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爱自己的父母就要爱天下的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就要爱天下的子女,仁就是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这个担子是很重的,那么这个担子要挑到什么时候呢?是到退休为止吗?还是功成名遂为止呢?我们知道,古代没有退休制度,即使有,也不符合士子的担当,这是因为:“仁以为己任”是没有期限的,“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正是因为任重而道远,所以,读书人就必须修炼自己的“弘毅”品格。就是说,若没有恢弘的气度与坚毅的品格,那这种担当是无法完成的。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代士子的崇高精神。读书人为社会肩负着传承文明的使命,其生命主干属于文化而不是功名利禄,其人生使命是承接文化与传递文化。如果是这样,他就一定会在黑暗的夜晚举起燃烧的火炬,在灵魂萎靡的队伍中举起向上的大旗。


(新农村融媒信息网   编辑: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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