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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夜路

核心提示:一个人的夜路 (小小说) 王荀 十二岁那年,我独自走了一段夜路,对我影响很大。 深秋周末的一天晚上,母亲上姥姥家没有回来,父亲和哥哥到距家多半里路的生产队开会。家里只有一个人的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完作业,就上炕钻进了热乎乎的被窝。 强子,强子

一个人的夜路(小小说)

 

王荀

 

 

十二岁那年,我独自走了一段夜路,对我影响很大。

深秋周末的一天晚上,母亲上姥姥家没有回来,父亲和哥哥到距家多半里路的生产队开会。家里只有一个人的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完作业,就上炕钻进了热乎乎的被窝。

“强子,强子!”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听到前屋二妈在院子里唤我的名字。我答应了一声,“哧啦——”划根火柴,点亮放在桌子上的煤油灯。

“强子,你六姐发烧得厉害,快去前场叫章红吧。”二妈焦急地说。

六姐是我二妈的宝贝女儿,比我大五岁。章红是我村的赤脚医生,住在二里开外的前场村,方圆附近村民有个头疼脑热,都去找他看病。要不是大人们在生产队开会,二妈才不会让我夜晚去叫章红哩。好在一个月前,父亲胃病发作时,我和哥哥去过前场村,知道章红家住的地方。

时间来不及多想,我赶忙穿好衣服,打开房门,看见二妈拿着手电筒,孤伶伶地站在院子里。我从二妈颤抖的手中接过手电筒,飞快地走出了院子。

1976年,农村还没有通电,家家户户晚上靠点煤油灯过日子。通讯也不发达,村部只有一部公用电话。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给亲戚朋友们通知,近的,就让人捎口信。远的,只好到邮局发电报或寄信件,没有现在手机微信视频联系方便快捷。

我沿着村外的土路,急急忙忙往东走,周围一片漆黑,偶尔看到上坡根一家家房子的窗户亮着灯光。天上弯弯的月牙儿,时而钻入云层,时而露出孤独的脸庞儿。依稀可见几颗小小的星星,像一个个哨兵,守护着人间的安宁。

说实在的,这之前我没有一个人走过夜路,到街上或者别的地方看电影听锣鼓书,都是成群结队去的。大家说说笑笑,自然不会感到恐惧和孤独。而这次,仅仅只有我一个人。

从我居住的村子,到达前场村,要途经一里多路的山沟,中间没有一户人家。山高沟深,最宽不到一百二十米,坡边有条崎岖蜿蜒的小路,高低不平,直通沟里的几个偏僻落后的村庄。

开始进沟了,左面的山峰是看不到顶峰的,我抬头望了望右面的山峰,峰顶隐隐约约看到茂密的树木。没有一丝儿风,周围静得出奇。

我有意识地关了一下手电筒的灯光,把自己融入茫茫的夜色中,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神情越发显得紧张,几乎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强子,你六姐发烧得厉害,快去前场叫章红吧。”二妈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

我不能让二妈失望,不能眼看着六姐感冒发烧难受。心虽这样想,但我那两条不争气的腿,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静静的,我静静的站在原地,双眼紧闭,足足有十秒钟。我睁开了眼睛,平静一下紧张的心,然后打开手电筒,强作镇定,硬着头皮往沟里走。越走,沟越深;越走,我觉得天空越来越窄,宛若走进了一条深不见底的袋子里。

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我走就有,我停就无,我连走几步,声音跟着有。这是什么声音?面对阴森森的夜空,我心惊肉跳,莫非身后有个东西跟着我?我不敢回头,怕与那个东西对视。

为人不做亏心事,行走夜路心不惊。我给自己壮胆,打气。走着走着,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嘛,有什么可怕的?想到这儿,我的心立马轻松多了,甚至还为自己刚才的那种惶恐不安而感到可笑。

还是男子汉呢,连夜路都不敢走,算什么男子汉?我微笑着摇摇头,鼓足勇气,继续往沟里走。

“哗啦啦——哗啦啦——”,一连串拍打树叶的声音传来,打破了夜的宁静。“哗啦啦——哗啦啦——”,对面的山谷里传来的回声,在沉寂的黑夜里显得格外响亮。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脸色吓得苍白,双腿不住地抖动。紧接着,一只夜宿在我身旁大树上的猫头鹰,腾空而起,展翅盘着,盘着,越来越小,飞落到对面的山坡不见了踪影。

我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胸口,像刚参加完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一样,气喘吁吁,慢慢地让那颗怦怦直跳的心,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走着走着,我那颗刚刚平复的心,又陡然紧张起来。记得那天与哥哥走这条山路时,看到路旁山崖边几棵郁郁葱葱的柏树下,有几根血淋淋的猪骨头,周围还有几堆带毛的粪便。哥哥说那是狼粪。那几只恶狼,会不会还在那里,眼睛泛着莹莹的绿光,等候袭击夜行的路人?瞬间,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眼前看不到什么参照物,也不知道那几棵郁郁葱葱的柏树,已被我远远地甩到身后,还是就是前面。我顺着手电筒的灯光,一步一步艰难地往深沟里走,不敢左顾右盼,甚至感到呼吸急促,好像胸口上压着千斤巨石。静谧的夜晚,一里多的山路,我行走起来,感觉是那么的遥远和艰难。

拐过一道弯,我看到几间房子的灯光,透过路旁的树枝缝隙斑斑驳驳地洒过来。就在此时,我的心一下子光亮起来,所有的恐慌、恐惧和恐怖,统统化为乌有。

那晚,我顺利地找到了村医章红的家,叫上章红,背着药箱,疾步回到二妈居住的前屋。躺在炕上的六姐,脸烧得通红,不时地喘着粗气,蹬开盖在身上的棉被子。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二妈说话声音哽咽起来。章红用水银体温计测出六姐的体温39℃,赶忙注射一支青霉素,还配了几样西药片,吩咐按时按量服用。章红说,幸亏治疗及时,烧成脑炎就麻烦了。

送走了村医章红,看到女儿的高烧慢慢退下来进入了梦乡,二妈拍了拍我的肩膀,剥了一个糖块塞到我的嘴里,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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