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福堂里那些人和事
（三）
作者：朱大平
《五福堂里那些人和事》上、下篇在《美丽新宁乡》推出以后，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反响十分热烈。有朋友问我：五福堂里那些人和事，还有续篇吗？我回答说：没有续篇了，但里边还有一些人和事，可以再写一写。于是，我那位朋友强烈建议我再写一篇续篇。
这篇《五福堂里那些人和事》之三，就是应那位朋友之约而写。
五福堂小巷子进口左手第一家，是郭大奶奶家。记得郭大奶奶那时年约五十岁左右年纪，比李家十奶奶要小，大脸庞，短发梳得很顺溜，个子不高，一身衣服穿得干净利落，显示出透彻的精明强干。我母亲让我喊郭大奶奶或者大奶奶。只记得她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名字都忘了。她丈夫没有一点印象了，可能早就过世了。反正没看见过。大家喊郭大奶奶儿子叫郭麻，郭麻和郭大奶奶相貌几乎一模一样，在巷子里出来进去不怎么说话，有点沉默寡言，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既看不出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和巷子里的邻居碰面，鼻子里哼一声，算是打过了招呼。
我哥和我妈都不怎么理睬他。其实，说起来他也不坏，就是那么个性格。他后来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了，我再碰到他，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在大西门已经改造了的五福堂路口，见他拿着一把铁锨，正往垃圾车里铲垃圾。我哥告诉我，郭麻从乡下返城，到环卫所当了工人。尽管环卫工人在当时算不上好工种，但，能够回城，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除了这个大儿子，郭大奶奶还有一个女儿，模样长得很清秀，一双大眼睛，个子不高，梳着一对长辫子，走起路来一溜小跑，风快风快，一对长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郭家二姐经常穿着一件带格子的绒衣，在那个年代，这件绒衣显得特别时髦，扎眼。和她哥哥的性格正好相反，郭家二姐见人特别热情，总是笑着和巷子里出进的人打招呼，她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盈盈笑意，十分动人。所以，巷子里的人都喜欢她，见到她喜欢和她逗两句。
郭家二姐有时和她大哥郭麻吵架，邻居们基本上都是向着她。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是郭大奶奶。因为我家有一件事，与郭大奶奶有交集。
我家遭了洪水以后，我母亲带着我哥回五福堂，寻找被洪水洗劫后的剩物，看看还有没有能够继续使用的物件。听人说郭大奶奶从我家老屋里捡拾了几块大木板，还有一些日常用具，我母亲就带着我哥去前院找她，郭大奶奶对我母亲说：“没错，这几块木板，这些用具我确实捡到了，不过我得交居委会，你们要，得去居委会办手续，找居委会要。”
我母亲说：“大奶奶，您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我家的东西，你从我家老屋里捡到了，你还给我，我谢谢你。这些东西你又没有交上去，就在你屋门口堆着，本来就是我家的东西，你还给我，很简单的事，为么子非得要交给居委会，还要我去办手续？”
郭大奶奶说：“我这是交公，你去办手续，是应该的。”
翻过来说过去，郭大奶奶死活就是不把捡拾的东西还给我母亲。我哥在旁边帮着我妈说好话，郭家二姐也过来劝她母亲，郭大奶奶就是不依，坚决要求交到居委会，叫我母亲去居委会办手续认领。
最后居委会主任来了，打一张收条给郭大奶奶，对她表扬几句。把东西还给我母亲，让我哥打了一张收条，我母亲和我哥才分好几趟把这些东西搬到大西门岭上，政府新分配给我家的房子里。
此后，我家和郭大奶奶家，就再也没有任何交道，没有任何来往。倒是和刘医生家，还经常有往来，有交道。
有一回吃饭，不知怎么说起郭大奶奶不还我家东西的事，我母亲脸上有点不好看，我哥激愤地说：“郭大奶奶捡到我家东西，还没交出去呢，非得要我们去居委会认领。无耻，图表现，现积极。这种人，太差劲了！下回我要是在大街上碰到她，我就装作不认识。”
因为这件事，我母亲和我哥，就不愿意和郭大奶奶家来往，从此断了音信。
说完了郭大奶奶家，顺着墙根儿，跳过一块地坪和侧面的一户人家，就是我家了。正好，说说我家。
为什么不说说侧面的那户人家呢？因为实在没有印象，但记得侧面那户人家，他家的门是侧着和五福堂这条小巷子成直角，出进有点不方便，印象中隐隐约约记得他家好像是四口人，夫妻两口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个孩子都很小。一年之中，我们家和他家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因为这样，所以我对这一家，实在没有什么印象。
顺着话题和小巷子的位置，还是说说我家吧。说到我家，我就想起来曹雪芹大爷在《红楼梦》开篇写的那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记忆中的幼年，情状真是如此。
我父亲那时在乡下花明楼粮站工作，一年也很难回来一趟。其时，我奶奶被我父亲从偕乐桥乡下接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奶奶脑子有点点糊涂，和我妈相处不是很好，和我哥相处也不好。她不喜欢这个长孙，因为我哥总向着我妈，帮我妈说话。因此，我父亲从乡下回来，我哥就要挨一顿打。父亲拿竹条使劲抽我哥，打得我哥满地翻滚，拼命求饶，我母亲扯都扯不住。我奶奶站在正对着灶屋的卧室门口，对我父亲不停地喊：“就要打，该打，该打。”
所以，那时我哥最害怕我父亲回家。只要父亲回家，无一例外我哥铁定要挨打，而且打得很厉害。为这事，我妈没少和我父亲吵架。那时，我总是站在我自己睡觉的卧室门口，暗自垂泪。现在想来，我哥那么听话，帮着家里拾煤核，四路里砍柴，担水，买煤，做家务，都是很辛苦的事，父亲回来，他还要挨打，只能说：穷人气大。父亲工资不高，三十八块五毛，每月拿回家二十块有时二十五块，还有乡下的亲戚，父亲有时要照顾，都是从他这点工资里支出。母亲虽然在服装厂工作，计件工资每月也就十几块，有时在家歇得久，几乎没有钱。我父母的这点工资，要养一大家子，显然是很困难的。所以，父亲自然气大。记得有一回，我大伯到我家来了，父亲正好回家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父母吵起来了，父亲可能动手打了我母亲一下，我母亲好委屈，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竹壳子暖瓶，使劲甩到地下，溅得一屋子到处是水。我大伯过来劝架，劝了我父亲，又来哄我母亲，劝了好久。
我躲在床背后，哭了好久。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伯那次来，是找我父亲要粮票和钱，父亲瞒着母亲给了大伯十块钱、二十斤粮票，都是他在乡下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我父亲给我大伯粮票和钱时，不意被我母亲看见了，我母亲非常生气，因为全家都吃不饱，父亲竟然还瞒着她，给我大伯钱和粮票。矛盾一下就爆发了。
这是多年以后，在饭桌子上，有一回趁我父亲不在，我母亲亲口告诉我和我弟弟的。即使多年过去，母亲说起往事，依然满腹心酸。
父亲虽然对我母亲和哥哥很凶，对我奶奶却百般温和。每次回来，他都要给我奶奶洗澡。这种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是的，特别清楚。父亲总是先烧好一大盆水，试好水温，把门窗关上，把我奶奶的衣服准备好，然后把我奶奶抱到澡盆里泡着，轻手轻脚，慢慢擦拭。隔着门缝，听到我奶奶很不满意的声音，冲着我父亲大喊大叫：“你要弄死我啊，你要弄死我啊！”这时，我父亲总是非常柔和地对我奶奶说：“我洗得很轻呢，您放心喽。”
洗完澡，擦拭好，我父亲给我奶奶穿好衣服，抱着到床上，让她休息一会。我奶奶那时将近七十岁，腿脚不利索，行动已经很不便了。回想起来，我父亲作为一个男人，那样对他的母亲，那样孝顺她，我自愧不如。
其实，说起来我母亲和哥哥，对我奶奶很好。母亲总是把家里稍微好一点的饭菜，先盛好送到我奶奶的卧室，让老人家先吃。六几年，正是全国粮食极为紧张的时候，我们一家都吃不饱。父亲不知道哪里弄来一点胡萝卜，母亲用这点胡萝卜，做了好几次菜，全部给我奶奶吃了。
还记得有一回，我哥用捡废品的钱，买了两毛钱肉，切成很小的碎块，用一只小陶罐子在地炉子上炖着。他正要去河边担水，就嘱咐我看好陶罐子，别让陶罐子沸了。临走，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别偷吃喽。”结果，我哥担水回来，揭开罐盖子一看，满腹狐疑地看我几眼，非说我偷吃了炖着的肉，我指天誓日说没有，他就是不相信，硬说就是我偷吃了，要不然怎么少了好些？说着说着，他有点冲动，就要动手打我。我奶奶听到声音，从卧室里喊了几嗓子，我哥才悻悻罢休。
其实，陶罐子里的肉本来就少，两毛钱肉，就那么一点点，水开上来，一炖，碎了，越发显得少。我哥看我在旁边，没有外人，自然以为是我偷吃了。
这事尽管过去五十多年，今天写来，仍然有如昨日，历历宛在目前。我哥去世已经十多年，如果我哥地下有知，只想轻声告诉他：“哥哥，五十多年前，我真的没有偷肉吃啊！”
那时候家里穷，没吃没喝，母亲最怕乡下来亲戚。我外婆家来人还好，外婆来、舅舅、舅妈来，从来不空手，不是带点米，就是带点糍粑、茶油之类，稍微解点家里食物匮乏的燃眉之急。我大伯来，就很麻烦。大伯胃口很好，很能吃，有一回大伯来家里，我母亲没办法，端着一个簸箕到刘医生家找刘医生太太李姨借了几升米，才算把那顿饭应付过去。若是赶上我大伯来家里住几天，我妈就会急得六神无主，双脚乱跳。有一回大伯来家吃饭，家里实在没菜，母亲把一个放猫鱼（自制酱豆腐）的瓷坛拿出来，我大伯整整吃了半瓷坛子猫鱼。那猫鱼只是作为下饭的辅菜，咸得要命，吃一小块都齁嗓子，可是我苦命的大伯，竟然吃了差不多半瓷坛子。那得多咸？对我们全家人来说，那半瓷坛子猫鱼，可能要食用很长时间。
母亲的怕，不是母亲不热情，更不是母亲心地不善，而是摆在那里的现实，一大家子要吃喝，要生存，实在没有办法。隔了多年，我家经济条件变得稍微好点，我大伯到县城治疗肺结核，在大西门岭上我家住了整整两个月，我母亲尽最大的力量，为我大伯的饮食做了非常周到的安排。大伯返乡时，对我母亲连连道谢。直到大伯去世，弥留之际，他对在我家居住两月，我母亲对他的照顾，依然感激不尽。
在五福堂居住的那些年，家里出过一件大事，和我有关。
我小时候比较贪玩、淘气。五岁那年，我和小伙伴去离家不远的发电厂附近玩。发电厂靠近一所老宅子，就是我在第一篇文章里提到的有雕花门窗和隔扇的那所大宅子，那所大宅子进门的右手边，有一口大池塘，隔着一条砂石小路，是一口小池塘。顺着这口小池塘，是我小学同学唐建军家，再过去，就是以撑船为业绰号“民狗”的小伙伴家。六九年发大水，他父亲撑船从洪水里救起好几个落水者。靠着这两户人家的这口小池塘，塘基很陡，塘基边上生长着好几棵苦楝树，枝干斜着伸向池塘水面。夏至时节，乍暖还寒，苦楝树盛开着好些苦楝花，在阳光的照射下，迎着微风不停地轻轻抖动，非常漂亮；老远老远，闻得到一股馥郁的苦楝花香。
平时总有人在这口小池塘里洗洗涮涮，还有一个民办小企业，也经常在这口池塘里洗一些破布头、破被子之类，池塘里的水泛着脏兮兮的墨绿色。那天我在小伙伴的鼓动下，爬到苦楝树上，想去采摘枝头的那一大束苦楝花，眼看就要够到那束花了，结果树枝一抖动，我从树上滚落下来，顺着陡峭的塘基滑进了池塘中央。就在我一沉一浮之时，一只有力的大手揪着我的头发，一把将我扯出了水面。
我就这样得救了。
这时，我才看清楚身边站着的这位救命恩人，一个中年男子，三十岁左右年纪，梳着分头，穿着一条浅黄色的毛料裤，上身一件白衬衣，外罩一件夹克，湿漉漉的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皮凉鞋，因为泡了水，显得有些鼓胀，不停地往外渗水；他的旁边，站着一个满头白发，脸上尽是白癜风的老头，因为白癜风，脸上的皮肤红一块白一块，见我平安被救，他对着那位救我的人不停地表示感谢，嘴里还念叨着：“孩子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那位救我的中年人，同样感谢他：“要不是你站在塘边上使劲喊救命，我也没那么及时呢。”
我落水的那一刻，就是这位白癜风大爷站在塘边上扯着嗓子喊救命。难怪我隐隐约约感觉塘边上有一个人影奔来跑去呢。
站在塘边上，微风吹来，我冷得瑟瑟发抖。旁边一户人家把我拉了进去，女主人替我换上她儿子的衣服。女主人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她家的房门敞开着，对着马路。正在这时，我母亲担着一担煤，从马路边上过来了。她去煤建公司买煤，刚回来。匆匆回家放下煤，赶紧过来领我。我母亲对给我换衣服的那户人家，千恩万谢，感激连声。救我的那位中年人，还有那位白癜风大爷，此刻都已经走了。
回家洗完澡，母亲带着我去集中吃夏至坨，可是我的右手却抬不起来，母亲说：“你抬一下右手看看。”我试着抬起来，却感觉疼痛得厉害，根本抬不起来。母亲这下知道坏事了。记不起来我父亲究竟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从乡下粮站赶回来，马上去找了一个正骨郎中，给我正骨。记得那是一个晚上，正骨郎中来了，在煤油灯下蹬着我的右胳膊使劲扯了扯，然后在胳膊上敷了点自配草药。他告诉我父母，我的右胳膊脱臼了，这次已经接上了，过两天就会好。
这个正骨郎中说我的右胳膊过两天就会好，其实没有好。因为脱臼没有接上，我的右手依然抬不起来，只能举到胸脯面前，往上抬，就疼痛得厉害。父亲一看这样，最终还是找了公社医院设在北门老县政府旁边的诊所，医生用一台机器给我照相，隔着机器听到那位医生对我父亲说：“你看看，这个脱臼的地方，根本没有接上。”
这个医生把这台机器放平，让我躺在上面，蹬着我的右手，使劲扯了几扯，疼得我直骂娘。我父亲说：“你要再喊，我就打你嘴巴了。”父亲这么吓唬我，我就不敢再喊了。转过头来，他又对那位医生连声道歉。
这次，我脱臼的右胳膊算是真正接上了。两个月后，我的右胳膊恢复如常。
父亲后来带了两瓶乡下粮站自酿的米酒，送给了那位救我的人。闹半天，原来那人和他曾经是城关公社的同事和多年朋友，叫曾乐群。十多年后，我在北门射圃巷碰到曾叔叔，他看到我，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小时候掉到池塘里，是我救你上来的。还记得不？”过了一会，他又说：“可惜我那条毛料呢绒裤，泡了池塘里的臭水，回去洗好久都洗不干净。大平啊，你小时候也够淘气的。”原来曾叔叔那天要去人家做客，穿得那么庄重，笔挺，结果因为救我，把衣服弄得一团糟。
那位站在池塘边上奔来跑去大喊救命的老大爷，我上小学后，竟然多次看到，他是我小学同学罗春霖的父亲，年龄其实并不大，因为得了白癜风，皮肤起皱，面容苍老，加上一头白发，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高龄老人。去年回老家过春节，到志明兄的诊所闲坐，说起原来他们住在日新巷的陈年旧事，他哈哈笑着说：“罗春霖他爸爸，年龄可能比你父亲还要小呢。因为得了白癜风，所以显得特别苍老，别人总误以为他是一个高龄老头。”
那位给我换衣服的女邻居，是我小学同学唐建军的母亲。唐建军因为别的原因，后来改姓叶，跟他母亲一个姓氏。至今，我和建军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经常做梦梦见少年时期的五福堂，经常会想起曾经居住在五福堂里的秀姑、刘医生一家、王老师、学新大哥、李家十奶奶、郭家大奶奶、郭麻、郭家二姐、杨九螺兜和杨光明，还有我奶奶、我大伯、我哥......
五福堂，串起了我少年时期的记忆，串起了我对往事的追怀，直到现在，依然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