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有罪的
一看到书柜里的弹弓，我就想起麻雀。
七十年代，宁乡林家祠堂外，有块禾坪，坪里有很多苦楝子树，开满了紫色的花，花色浅，但稠密，很香。禾坪前是一条马路，马路临一个池塘，塘边上有几棵老柳树，塘里的青蛙叫得很响亮。那禾坪和塘边上的树林是麻雀的乐园。
那时，我和赵贵经常在那两片树林里打麻雀，一早上，能打下十多二十只。我们经常比狠，看谁打麻雀厉害。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赵贵说好了，我们先打麻雀子，然后去城西学校打乒乓球。其时，我们各打了7只。赵贵说不打了，打球去。那会，我站在一个苦楝子树下，刚把弹弓插进衣袋里，有一只麻雀飞来，落在我头顶的树上。
那麻雀很胖（现在想，应是一只快生蛋的麻雀），它站在一根细枝上，在脆脆地叫。我从衣袋里抽出弹弓，装上子弹，弯下腰来，挪动几步，找到一个最佳射击位置。我憋一口气，用劲拉开弹弓，瞄准那只麻雀，发射。
胖麻雀中弹，羽毛飞溅，往天上冲起一尺多高，再蝴蝶一样，扑扑扇动着翅膀，从树顶上落下，打落了几片树叶和花瓣。麻雀落在地上，在抖动，胸口有一个血洞，血一点点在模糊它的身体，它要死了。
忽然，麻雀一声大叫，猛拍翅膀，它飞起来了。麻雀飞了三四米远后，就石头一样落在地上，它抽动了几下身体，就不动了。它的嘴巴，眼睛，张开着，望着我，然后，就死了。
那是我迄今唯一看到的一个生命绝望的眼神。
貮
那时候，我小，不懂得一个麻雀，也是一条生命，就生命的意义而言，人与麻雀是不分贵贱的。
而当年，每一次，我只要从树上打下麻雀，心里就填满了快感，像那次跟赵贵比狠时，我打死那只胖麻雀后，我一高兴，就高叫着：赵贵，我打死了8只，你只打死７只，我比你多一只，我赢了！
当年，除了林家祠堂外的树林里有麻雀打，宁乡城里和周边郊区，还有好多地方麻雀多。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有武装部、城西学校、沩河边上、坝边上、一中、冻肉厂、大米厂、八一山。在这些地方，我们要是打上半天，收获可多了——我们将打死的、打暴了脑壳的、打折了脖子的、打穿了肚子的、打断了腿的麻雀，用一根长麻绳拴着。我们提着那些麻雀，走在大西门，一脸的伟大。
叁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从此，麻雀被政府列为“害虫”。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还唱过一支红小兵看护稻田，驱打麻雀的歌，歌词我至今记得：
竹竿子啊
手啊手中拿啊
我是队里护秧娃
护秧娃
麻雀子
叫喳喳
想到田里吃谷呀
我这里盯着它
竹竿一摔呼啦啦
吓得麻雀
飞跑了
现在看起来，这歌，太过于文明了。当年乡里打麻雀子是人民战争，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倾巢出动，几十上百的人，一齐敲锣、打鼓、放鞭炮，同时拿铁盆、木桶、脸盆、瓦罐、箩筐、扫把，反正是拿起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对出现在晒谷坪，或树林里，或田里，或菜园里的麻雀，轰之、吓之、赶之、追之、捕之、杀之。
一次行动，往往把天上乌云般的麻雀，追上好几里远，大部分麻雀被吓昏、吓死，雨一样落下来。那些没吓昏吓死的麻雀，则被逼至死角后，再用箩筐、簸箕、渔网、扫把，罩、网、打。
有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廖石匠家门外好热闹。廖石匠堂客在卖麻雀。那些麻雀是浅水大队打的，有五六箩筐。廖石匠的堂客以五分钱一斤，卖给香山巷的人。买麻雀的人多，有人在现杀，廖石匠家门口成了屠宰场。一条臭水沟边上，放着好几个脚盆，一篓一篓的麻雀，从滚水里过一遍后，再扯毛、破肚......那条臭水沟边上，堆满了麻雀的水淋淋的羽毛，还有麻雀的脑壳、肠子、爪子、心、肺、皮……
屠宰场滚滚的热气，烟雾一样弥漫着，有一种麻雀的尸体的味道，飘散在香山巷。
肆
我们除了用弹弓打麻雀，还抓过麻雀。那方法，并不特别，当年很多人都会——用一根长线拴着一根筷子，再用筷子支着一个竹篓子，篓子下面放一把米。人拿着绳子，躲在屋子里，等麻雀进到篓子下面，再轻拿绳子，篓子就戳下去，把麻雀罩着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最最记得的是麻雀被罩住时的样子：四五只，或七八上十只麻雀，被罩住后，乱作一团，它们恐惧着、尖叫着、哭喊着、猛跳着、扑腾着、碰撞着、疯狂着、挣扎着。继而，这些被宣判了死刑的囚徒，安静了、疲劳了、傻子了、趴下了，也绝望了。
我们一片欢呼。
伍
1980年，赵贵已先于我参加工作。夏天，他买了支汽枪。那天，我和赵贵用汽枪打麻雀。
我们一出林家祠堂，走在香山巷，就看见黎癫子家门口的水缸上，站着一个麻雀。我下蹲，举枪，瞄准，抠扳机。“嘭”，一声闷响，那麻雀应声倒毙。接着，一路下来，我用赵贵的汽枪，在丁大菩萨院里的梨子树上、高家梯子外的电线上、城西完小地坪里、蒋家祠堂门口......一枪一只，弹不虚发。
到城关镇政府外，围墙上站着一只麻雀，隔一条马路，我举起了枪，刚瞄上，又飞来一只。两只麻雀并肩而立，飞来的这只个子大些。它们似是一对男女，在窃窃私语，眼送秋波，很是亲热。我端着枪，慢慢移动了准星，瞄向了那只大个子麻雀，抠动了扳机。那只大个子麻雀，应声而倒，跌到了围墙那边。另一只麻雀，一声锐叫，一挫身，就飞跑了。那只飞跑的麻雀，落在镇政府大门对面的一棵树上。我提着枪，追到那里，隔了十来米，我再次举枪，把它打死了。
我把这一对麻雀拴在麻绳上，再往冻肉厂去，那里不但麻雀多，还有八哥打。
小半天后，我和赵贵回到林家祠堂，一数，我们打了97只麻雀、5只八哥。
陆
后来，到八十年代末，麻雀就真被“消灭”了，绝了迹。
时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这期间，我在常德工作，后来举家迁居株洲。
那年秋，某日，我带着读小学的女儿沩，在常德诗墙公园玩，我们经过一块草地时，我看见了麻雀，有七八只，在一个樟树下觅食。
那时候，国家已有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麻雀也“平反”了，不再法定为“害虫”，而我，对于麻雀，则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悔意。我停住了脚步，站在原地，看着那些麻雀。当我往前移动脚步时，我对女儿竖起食指，贴着我的嘴巴，示意她别作声。我再慢慢地举起双手，伸出两只手掌，张开十指，我要让那些麻雀看到我的手里，没有弹弓，更没有汽枪之类的武器。
我对麻雀说：麻雀，一个曾经用弹弓，用汽枪打死过无数你们同类的人，是有罪的，现在，我用这种方式向你们发誓，我这双沾满了你们祖辈的鲜血的手，永远不再会拿弹弓和汽枪伤害你们。你们看吧，现在，我手里就没有任何武器。麻雀啊，别怕，你们别怕，如今的廖某，愿意做你们最最诚实，也最最好的朋友！
尽管这样，麻雀还是飞跑了。当晚，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诗墙公园里的麻雀》，后来发表在《常德日报》。
那后，好长一段时间，女儿都笑我，说那天，我的行为很古怪，像电影里一个举手投降的大坏蛋。我对女儿说起我打麻雀的那些事，还讲了一个外国的故事：在欧洲的一个城市广场，飞来一只猫头鹰，它跛了一条腿，当时又是冬天，一些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抢救猫头鹰。他们为猫头鹰做窝、保暖、请鸟医、弄鸟食......三天后，猫头鹰还是死了。这事，引起了市民对政府不满，电视报道了这条新闻。因此，市长引咎辞职。
女儿听完这个故事，她望着我。那眼神，于我，像是在说：那个外国的市长，只是没照顾好一只猫头鹰，就辞职了，你呢，曾经打死过那么多麻雀！我望着女儿，我心里承认：是，你爸是有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开始收藏弹弓。
柒
2003年我移居株洲。这些年，我和老婆习惯在湘江边散步。一个黄昏，我们散步到永利码头，此码头已列为株洲重点工业建筑遗址。码头远离市中心，这里成了弹弓爱好者的靶场，临河的一边，有人用绳子吊着大大细细的物件，有易拉罐、矿泉水瓶、瓶盖，各种筒状的金属包装，这些都是射击的目标。
（悬挂在株洲永利码头的射击目标）
有七八个人，在用弹弓射击那些目标。路边上，停着几辆摩托车，还有小车。这真是天才般的发现，此处，让这些人既能过弹弓瘾，又绝对安全、安静，且，风雨无阻。这块荒芜之地，因为这些人，也有了生机和旺盛的人气。那些弹弓爱好者，都是50、60后，应该都有过打麻雀的经历。现在，他们来这里，除了锻炼和快乐，更是一种聚会、一种切磋、一种回忆、一种怀旧、一种叙说。我想，过不了多久，来这里的人会更多，他们或许会是一个组织、一个沙龙，一个协会之类的集体。甚或，哪一天，在株洲、在我的老家宁乡，乃至在全国，玩弹弓又会像打陀螺一样，成为一种城市的怀旧现象。
（株洲永利码头庞大的混凝土框架基础。）
不远处，横躺着一根粗大的腐木，上面站着两只麻雀，一只麻雀在用嘴巴给另一只麻雀梳理羽毛，又好像在耳语，在抚摸、在拥抱、在亲热，在恋爱。我忽然就弯下腰来，找了一块石头，向麻雀扔过去。那一对麻雀飞了起来，在天空里飞一会，又落到了码头的横梁上，那横梁上空吊着一排矿泉水瓶。那两只麻雀，成了那些人射击的活物。
（昔日气派的株洲永利码头作业面，现在一片荒芜，成了麻雀的栖息地。）
我再次弯下腰，找石头，没找着，就抠了一坨泥巴，打那麻雀。麻雀似乎不怕我打，还站在那里。我又抠了一坨泥巴，再打过去，这一次，那两只麻雀被我打跑了。麻雀一跑，我才明白过来——其实，我是在为麻雀瞎担心。
捌
春天里，我回了宁乡。我在沩河边散步，来到沩丰坝。此处开阔，安静。我拿出弹弓，用劲拉开，先是对着头顶上的天空，蓝天朗朗，很干净，海一样空阔无边。我又将弹弓瞄向一片草丛，看见一对中学生模样的男女，抱成一团，在亲嘴。
我触电似的，将弹弓举向天空，放了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