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洪燕 陈俊红* 刘宝印 周中仁
京津冀是华北地区的核心地带，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11个地级市，地跨两市一省，即“2+11”市结构。作为中国北方的发展核心，该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京津冀行政区域土地面积21.6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2.3%，2018年总常住人口1.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9%。然而作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该地区一直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北京和天津是高度城镇化的，而河北省经济欠发达，经济上依赖农业、能源和制造业。如何实现区域和城乡协调，是促进京津冀可持续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华北地区整体发展的关键。
2.1 农业贡献度下降
纵观1952年以来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情况，三地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各有不同。首先，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差异较大，天津和北京增长缓慢，河北增长迅速。通过图1（a）可以发现，河北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最为迅速。其次，京津冀地区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不断下降，三地的下降程度均十分明显。通过图1（b）可以发现，北京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幅度最大。这可能是由于京津冀三地对农业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异造成的，河北属于比较典型的农业大省，北京、天津则主要以都市型、休闲型、设施型、会展型和城郊型等现代农业为主，传统农业规模较小。
2.2 生产能力差距明显
2018年天津农业劳均产出水平即农业总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之比跃居第一。图2（a）是京津冀农业劳均产出水平变化情况。总体来看，河北农业劳均产出水平一直较低，这也是导致京津冀地区农业劳均产出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图2（b）是京津冀从业人员变化情况。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农村二、三产业蓬勃发展，农村就业方式、农民收入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图2（b）中可以看出，1991年到2018年，京津冀地区一产从业人数都趋于稳定或下降，河北仍然以一产就业为主。
北京耕地产出率即农业总产值与耕地面积之比稳中有降。图3（a）和图3（b）是京津冀耕地面积和耕地产出率变化情况。北京耕地产出率在2015年之前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之后呈下降趋势；河北耕地产出率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天津耕地产出率也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是由于天津起点最低，目前天津的耕地产出率仍然是三地中最低的。
河北与京津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图4是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化情况。
3.1 指标选取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农业功能定位、农业生产能力、农业生产空间等方面具有协同的基础，同时也面临农业贡献度下降等共同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明确三地农业协同发展的契合点，研究进一步对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指标进行深入分析，选取农药使用强度、化肥使用强度、农业产业化程度、技术推广年末人员数、每百户家用计算机拥有量、农林水支出占比、农林牧副渔业贷款余额、农业保险深度、农垦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畜禽规模化程度等10项指标，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Wind金融客户端，缺失值通过其他年份的平均值补齐。10项指标名称及代表字母如表1所示。
3.2 主成分分析
由于客观经济现象间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会使这些选取的指标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一般来说，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到的主成分与原始指标之间有以下基本关系：（1）每一个主成分都是个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2）主成分的数目大大小于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3）主成分保留了原始指标，绝大多数信息；（4）各个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利用Stata 14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获得京津冀三地各主成分的历年得分和三地综合得分，这就为下一步进行趋势分析和比较分析提供了可能。
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2。根据京津冀三地的数据，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选取3个主成分，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88.28%，大于85%，其可以代表具有相关关系的10项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并有效反映京津冀农业发展的综合评价信息。进一步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情况来看，第一主成分Comp1在农业产业化程度和农业保险深度上载荷均较大，可以定义为农业产业化因子，主要反映农业产业化的水平。第二主成分Comp2在百户计算机拥有数量上载荷最大，这个指标反映了当地的农业信息服务水平，第二主成分可以定义为信息支撑性因子，用以反映农业发展的信息支撑保障水平。第三主成分Comp3在农林水支出占比和农垦固定资产投资额上的载荷最大，这个指标反映了当地的农业方面的资金支出水平，第三主成分可以定义为资金支撑性因子，用以反映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撑保障水平。
利用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得三个主成分的数学表达式（公式1、公式2和公式3），结合标准化数据分别计算2012-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三个主成分的得分（见表4）。
Comp1=-0.3408*X1-0.4161*X2+0.4096*X3-0.406*X4+0.2256*X5-0.1697*X6+0.2388*X7+0.4107*X8-0.0832*X9+0.2564*X10 （公式1）
Comp2=0.1344*X1+0.14171*X2+0.1715*X3+0.1709*X4+0.6882*X5-0.2146*X6+0.2925*X7-0.2428*X8-0.422*X9-0.3731*X10 （公式2）
Comp3=0.0767*X1+0.046*X2+0.1726*X3-0.1828*X4+0.2554*X5 +0.6849*X6+0.2563*X7+0.0207*X8+0.5068*X9-0.2673*X10 （公式3）
以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各个主成分进行加权求和，可以得出2012年到2018年京津冀三地农业发展指标的综合得分（见表5）。如果综合得分为正，表明该主成分在指标平均值之上，且得分越高，说明农业发展情况越好；反之，综合得分为负，表明该主成分在指标平均值水平之下，得分越低，说明农业发展水平水平越低。
Comp=0.5067*Comp1+0.2369*Comp2+0.1393*Comp3 （公式4）
3.3 结果分析
第一，京津冀三地的主成分综合得分反映了农业产业化、农业信息服务水平农业资金支撑水平的综合得分情况，从分析结果来看，京津冀三地的农业协同水平呈逐年提升态势。如图5所示，从时间尺度来看，北京农业整体发展水平除2015年外，整体呈逐年提升态势，尤其是自2016年开始提升态势明显；天津农业整体发展水平同北京类似，在2015年有所下降后，2016-2017两年显著增加，但在2018年又有所回落；河北2012-2017年整体呈提升态势，2018年相比2017年有所回落。从三地横向比较来看，2012-2017六年间，除2012年天津显著高于津冀两地外，其余五年农业整体发展水平趋于一致；但2018年北京农业整体发展水平提升明显，而天津和河北有所回落，因此2018年起北京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津冀两地。
第二，同农业整体发展水平类似，以农业产业化程度和农业保险深度定义的农业产业化水平也呈逐年提升态势。如图6所示，从时间尺度来看，三地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均呈逐年提升态势，且提升幅度显著高于同时期农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幅度。从地区间的差异性来看，2012-2013年三地农业产业化水平基本一致，普遍相对落后；2012-2013年河北、天津农业产业化水平提升幅度远高于北京，因此两地的农业产业化水平也大幅领先北京；2016-2018年北京农业产业化水平开始出现显著提升，而河北、天津两地提升开始变缓，2017年北京农业产业化水平开始超越两地，2018年北京产业化水平主成分得分别是天津和河北的1.6倍和1.7倍，农业产业化水平显著高于津冀两地。
第三，以百户计算机拥有数量表征的农业信息化水平则同农业整体发展水平和产业化水平相反，整体呈倒U型，目前北京农业信息化水平略高。如图7所示，从时间尺度来看，三地的农业信息化水平均是2012-2014年间为提升阶段，2013或2014年达到最高值；2015年三地的农业信息化水平均开始出现显著下降，后呈逐年下降态势。从三地横向比较来看，除2018年，天津农业信息化水平下降幅度较大，整体水平明显低于京、冀两地外，其余年份三地发展水平基本一致。
第四，以农林水支出占比和农垦固定资产投资额定义的农业资金支撑水平发展各不相同，年际间变化和区域间差异明显。如图8所示，北京农业资金支撑水平2012-2015年间增长态势显著，2015年达到最高值后，2016-2018年呈逐年下降态势；天津农业资金支撑水平2012-2017间与北京类似，2012-2015年呈增长态势，2015-2017年呈下降态势，但与北京不同的是天津农业资金支撑水平在2018年出现强势反弹，相比于2017年主成分得分提升了接近2.5；河北农业资金支撑水平年际间波动较为明显，2014年到达最低值后，2015-2018年间呈逐年递增趋势。
第一，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北京的农业产业化水平高于天津和河北，而且从时间尺度来看，津冀也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和优势，所以三地农业需要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北京现有的带动作用，继续稳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实现三地农业产业化协同发展。京津冀地缘相邻，资源禀赋不同，三地农业分工协作，能实现优势互补，推进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有利于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市场一体、城乡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第二，推进京津冀地区农业科技合作，增加以农业信息化水平提升为主的农业信息化建设投入，发挥北京在农业科技和农业信息化方面的优势。依靠现代农业技术优势，放大农业科技创新、应用、扩散效应，聚力打造京津冀农业科技高地，构建京津冀农业协同创新链，健全京津冀协作联合攻关机制，加大北京农业高新技术向津冀的推广辐射力度，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第三，从分析结果来看，三地的农业资金支撑水平存在一定波动，目前来看应当统筹农业财政支出，建立区域内部利益平衡机制和稳定增长机制，提升农业财政支撑稳定性。引导京津加大对河北农业发展的补贴和支持，重点抓好京津菜篮子、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供给保障，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加强资金统筹整合，提高使用效益，通过效率的提高来对冲增幅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