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又出新作品了，这次是一部讲述“80后”现实处境和精神成长的小说。
《中文桃李》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千禧之年中文系新生李晓东和徐冉在火车上初遇，经历漫长的缠绵后结成伴侣。两人选择到北京打拼，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和工作挫折的诸多挑战，在职业理想和人生规划之间努力寻找着可能之路。
在近日由作家出版社举办的媒体见面会上，梁晓声表示，《中文桃李》以自己在北京语言大学执教经历为素材，为教过的“80后”学生们创作，算是完成一个心愿。
《中文桃李》书影，作家出版社出版
梁晓声在媒体见面会上
作家是时代的记录员
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梁晓声还能感受到当年中文系的“风光无限”，学习中文的学生往往被当作“才子”“才女”受到追捧。那时也是各大报纸抢办副刊的时期，连像美术学院、舞蹈学院这类艺术院校也开办文学刊物。
但随着商业化浪潮越演越烈，文学不断被边缘化。有感于此，梁晓声创作了《中文桃李》，以记录这种变化。
作为年逾七十的老作家，写“80后”的故事，是否会不顺手呢？对此梁晓声坦言，确实存在挑战，语言是第一难关，他对当下流行的用语习惯并不熟悉。好在和儿子有共同语言，能找到“80后”的表达方式。与年轻的一代虽有代沟，但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
梁晓声把作家定义为时代的记录员。与共和国同龄的他，经历过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再加上政协委员的参政经历，让他对各类社会现象特别敏感。他想像鲁迅那样，用杂文向社会发问，《九三断想》《凝视九七》《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便是这个阶段的产物。这些带有强烈悲悯情怀的作品，是他从文学象牙塔走出来，参与社会评议的“跨界”。
他认为，小说家眼里不能只有小说，小说应该回应各种社会问题。他举例说，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像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等，既是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他们都关心他者的命运。
媒体见面会现场
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过眼云烟
随着年岁渐长，梁晓声变得愈加平和，不再像当年那么“撕裂”，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也带上了宗教的情愫。他一直在思考人的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最后，他觉得，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过眼云烟。他想在“快要融化的情况下”，看看还能做些什么。
《中文桃李》里的徐冉把生活分成歌类的、诗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史诗类的……这是有趣的划分。就梁晓声自己来看，他从未经历过诗类的人生，可能在知青小说阶段有过些许浪漫情愫，他的人生一直都是报告文学式的，“来不得半点的浪漫、抽象、虚伪”。
小说里写到李晓东与徐冉的爱情受到父母阻拦，但因为理想主义坚持了下去。梁晓声的看法是，两位主角的爱情“门不当户不对”，在现实生活里很少见，因为“门当户对”是生物寻求稳定性的自然现象。之所以这样设计，有他个人观念的介入。
和《人世间》一样，《中文桃李》也强调了男性间的友谊，这与梁晓声经历的知青岁月有关。当时他受到很多长辈的照顾，结下过“可以豁出命来”的交情。小说里的王文奇和李晓东分属不同阶层，却有坚实的友谊，便受到这层影响。他认为，“社会关系之‘核’越来越大，但真正在乎自己，或自己也在乎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就是一个‘核’，像地球外的大气层那样。”
《中文桃李》书影
再写一本，“梁记面食店”就关门
用梁晓声自己的话来说，《中文桃李》相当于他这辈子“最后两缸面中的其中一缸”。他笑称是“梁记面食店”店主，再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就要结束营业了。
在他看来，写小说更多是手艺活，跟靴匠制好靴、酿酒师酿名酒等劳作没有本质差别。“写作就像面点师傅开面馆，无非是把面食做得好一点，保证食材的新鲜。”而他能这样做一辈子，也就够了。
谈到当今文学的现状，梁晓声表示作家不该把自己太当回事，装出深刻的样子。他认为这与中文系这个专业的特殊性有关，“哪怕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荡得很厉害”。文学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确实起过很大作用，但现在已经式微，不该再把文学“拎到高处”。
同样，他也反感把本该严肃对待的事物戏谑化处理，好像不这样就无法博取欢迎，譬如很多老师喜欢在课上讲段子博学生欢心。梁晓声认为，最好的教学方式是“阅读的文学作品引发思考，以及能延伸出有益的讨论”。（刘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