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5点，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天刚蒙蒙亮，东南风呼呼地吹着，体感温度只有8摄氏度。100多名农民工戴着口罩、穿着厚外套，在西店路与漷马路丁字路口一侧的停车场大院内，三五成群地站着，有男有女，男的居多，等待着打零工的机会。
4月23日，记者在这里见到了64岁的郭相书。他的身高只有1米6左右，走起路来有些跛脚，左边肩上挎着工具包，右手夹着一根燃着的自制卷烟，不时地吸上两口。
郭相书是建筑工地上的“老江湖”，从2000年起就开始外出打工，相继到过北京、山东、山西等多个地方。2018年10月，60岁的他在河北一处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因为意外连人带梯子摔倒在地上，导致左腿骨折，最终被认定为二级残疾。
去年，养好伤的郭相书发现自己很难再找到工地上的活了。当秋收结束后，他就离开了老家——河南濮阳市南乐县梁村乡，继续转战劳务市场打零工。然而情况并不乐观，除去房租水电费，到目前只挣了6000多元。
近年来，全国多地陆续发文对建筑施工行业超龄农民工进行用工规范，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据现场的几位农民工介绍，建筑工地有时会来这边招人，但60岁以上的根本不会要，有时候甚至连55岁以上的都不要。而一些工厂、家政的活，招人时年龄则卡得更严。
受各地建筑行业“清退令”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超龄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机会正在减少，但每天仍有为数不少的超龄农民工远离故土，到城镇寻找着挣钱的机会。
“闲不住”和“不能闲”
“往年还能找到工地上的活，今年忽然找不到了，感觉没有奋斗目标了。”说这话时，全振中耸了耸肩。全振中今年69岁，是湖北省钟祥市柴湖镇鱼池村村民。自2002年从村干部的岗位退休后，他就经常在农闲的时候到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工地上挣钱，砌墙、垒砖、和水泥，啥活都干过，总之就是当小工。常年在工地打工，他认识了不少项目经理、包工队队长、工友，“我们都经常联系，有合适的活他们就叫我。”
去年，在熟人介绍下，全振中参与了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地铁站的尾期工程建设，在一个月零九天的时间里挣了1万多元。“虽然上了年纪，但我感觉身体还很强壮，想靠自己的双手多创造财富，给儿女做榜样。”
“闲不住”的全振中还经常鼓励村里岁数大的村民与他一起外出务工，69岁的全和生就是其中一员。“别看他牙没了，头发也白了，干得还很开心呢。”全振中笑着说。
在江苏省太仓市某工地上，建筑工人正在作业。 叶晓宁 摄
如果对全振中来说，到建筑工地打工是“闲不住”，那么对于侯国俊来说，则是“不能闲”。
侯国俊今年62岁，是甘肃省渭源县祁家庙镇的村民。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推动下，侯国俊一家进行了危房改造，接受了产业扶持，2019年刚脱离贫困线。
脱贫后这几年，侯国俊还面临着现实的困难。老伴儿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干重体力活。自己又不会开拖拉机，家里的地都靠儿子一个人打理。儿媳则照顾刚上初一的孙女和小学五年级的孙子。虽说地里种了些当归、黄芪等药材，儿子也经常到建筑工地上打工挣钱，但仅靠这些收入根本不够一家人用的。
“咱也不能总靠政府扶持吧。”于是一直没怎么出过远门的侯国俊，主动提出要外出务工。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南方一些工厂用工短缺，放松了对招工年龄的限制。侯国俊辗转到浙江、江苏等地的藤椅厂、电机公司打工。但到了流水线上他才发现，原来这里一天只有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快速的节奏让他难以适应。再加上南方天气闷热，主食以米饭为主，爱吃面食的他在换了几家公司后，终于待不下去又返回了家乡。
今年，侯国俊得到消息说，兰州的一个建筑工地缺个零工。他果断报名，包工程的老板也爽快答应了，“老侯这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别看岁数大，但干活老实，手脚麻利，脑袋也灵光。”现在，侯国俊每天能有160元左右的收入。对他来讲，建筑工地上干一会能歇一会，感觉会好一些。
对于父亲坚持要外出务工的做法，儿子侯海林无奈地对记者说：“作为儿女，谁想让老人家出去打工？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
“闲不住”的全振中和“不能闲”的侯国俊，是当下大多数超龄农民工的缩影。对于“闲不住”的超龄农民工来说，他们可能是习惯了劳动的日子，想要发挥余力多赚些钱，假如累了可以选择停下脚步，至少不用为生计发愁。而对于“不能闲”的超龄农民工来说，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可能需要帮子女分担彩礼、房贷、车贷等压力，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负重前行。
这两种情况现实中都存在，但大多数超龄农民工是属于“不能闲”的类型。失去工地上的工作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再就业困难，便一下子没有收入了，即使是返乡，没有退休金的他们，养老也难以安心。
行业规范还是市场选择？
在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东南区，一片在建工地的外围建起了一道围墙，不允许外人出入。下午4点起，在工地旁的一个路口，总能看到附近工地上的农民工，年纪从20多岁到50多岁不等，统一戴着黄色安全帽，穿着绿色马甲，拎着大大小小的茶杯或暖壶，或步行或骑共享单车，一批接一批地返回这里的生活区。
生活区门口，一名保安守着铁门，督促进入的农民工扫健康码，再往里走还有一个实名制通道，农民工们需要刷脸才能进入。
铁门一旁，一位鬓角花白、皮肤黝黑的农民工，穿着沾满灰尘的衣服坐在路缘石上等人。他叫王鹏辉，今年52岁，是河北邢台市的一个农民，本来在老家种地、做木工。4年前，为攒钱给儿子在县城买房，他来到北京、天津等地打工，做起了消防水电的工作。
在与王鹏辉的交谈中，记者了解了围墙内建筑工地的情况：管理规范，入职要签订劳动合同，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实行全封闭管理，进出都要人脸识别。分工明确，不同工种干各自专业的事情，传统的钢筋工、泥瓦工、架子工主要以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为主，而涉及设备操作的工种会有一些年轻人。聊到超龄农民工时，王鹏辉指着过往的农民工说道：“你看看路过的这些人里边，哪里有60岁以上的？”
在“长三角”一处建筑工地上，农民工们正紧张忙碌着。 叶晓宁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指出：“60岁以上农民工属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从源头上就无法满足与建筑工地‘签订劳动关系’的要求，这是近些年在建筑工地很少见到超龄农民工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翻阅相关政策文件发现，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要求建筑企业将农民工工资存入专户，由银行每月代发到农民工个人实名制工资卡上；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全覆盖、多层次、经常性的安全生产培训制度”“开展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劳动合同全覆盖”；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更是明确“施工现场原则上实施封闭式管理，设立进出场门禁系统，采用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进行电子打卡”。
可以看出，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发布是为了确保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但与此同时，在“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开展实名制”等要求下，超龄农民工也逐渐退出了建筑工地。
超龄农民工退出建筑工地固然与行业规范息息相关，但同时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北京一家建筑装修公司的股东蒋先生从业近20年，足迹遍布天南海北。他认为，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手工及繁重作业多，高龄农民工长期施工，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上海市公布的一项数据佐证了蒋先生的说法：2018年，该市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
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长期专注工伤赔偿争议的谭小辉律师称，现在的建筑项目基本上都按项目缴纳工伤保险，超龄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发生意外事故，一般都可以认定工伤，争议主要在于认定工伤后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项目和标准问题。
工伤赔偿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目前各省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标准不一样，有的地方是结合农民工伤残等级和年龄来计算的，这样建筑企业相对承担较多；有的地方直接规定被认定为工伤的超龄农民工没有这两项补助金，建筑企业的责任相对来说小一些，但这样就造成有的农民工不愿认定为工伤，反而要求按照提供劳务关系来享受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和标准，导致发生事故后为赔偿的问题牵涉的程序、时间、精力较多。
因此，在超龄农民工发生安全事故概率相对高的情况下，建筑企业容易认为使用超龄农民工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巨大赔偿责任风险。
在行业规范与市场选择的双重逻辑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各地政府陆续出台建筑行业“清退令”的做法了。
面对“清退令”，舆论反响不一。在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看来，农民工从事的很多工作，具有临时性、季节性和不固定性等特点。应该尊重这种行业现实，要让灵活用工有充分的存在空间，政府不应该划定年龄线，对这种用工方式过多干预，没有必要逼着这类人员离开建筑工地。要降低事故发生率，应该通过提高工地安全措施，限制用工时间等手段来实现。
而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则认为，禁止超龄农民工从事建筑施工行业，这一政策在全国多地已落实数年。应该说，有关规定符合劳动力市场要求，也符合国家对相关领域的管理要求。
“转场”时的就业服务何在？
记者见到高建华时，他正靠在街边休息，一旁停着的环保车上贴着广告：“马驹桥保洁招环卫工人，要求60岁以下，男女都要，吃苦耐劳，服从领导安排。”
高建华今年68岁，是通州区马驹桥镇兴华中街上的一名清洁工，负责300米长的路段卫生，每月能有3200元的收入。老高告诉记者，虽说广告上要求60岁以下的才能报名，但其实有通融的余地，目前这个岗位还缺人。
10多年前，老高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工作，抓住了快递行业的风口，就在北京成家立业，还在马驹桥镇买了房。三年前，孙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儿子儿媳忙着上班不方便照顾，老高就和老伴儿从辽宁老家来了北京。现在儿子每个月都会给零花钱，但他觉得北京消费高，总向儿子要也不是办法。“他还有房贷，还得养活孙子，让他每个月给我3000元，也不现实，对吧？”
当下，由于行业的规范和市场的选择，部分超龄农民工退出建筑工地一线岗位已经成为定局。基于不少超龄农民工还想继续就业的诉求，在超龄农民工“转场”时，城市能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服务呢？
短期内，各地政府可以采用柔性政策，动态调控用工安全。比如上海，超龄者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可以从事保洁、保安、仓管等辅助性工作，由施工方为其转岗提供安排。比如天津市住建委下发的相关通知中规定：“因特殊情况确需安排或使用超龄建筑工人的，施工单位应当对超龄人员健康证明（健康证明有效期为1年）进行核验，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
从老高的亲身经历来看，城市里还有一些岗位是适合超龄农民工的，只不过是缺乏信息的有效对接。因此，相关部门应该为这些超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就业信息。
高建华与他的清洁车。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 摄
另外，超龄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社会保障及权益维护等方面的制度规定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等人群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存在‘漏保’、‘脱保’、‘断保’的情况”“要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根据人社部给出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全国仅有6375万农民工参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占全体农民工的比重仅为22％。这其中，高龄、超龄农民工社保参与率更低。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认为，长期看，还是应该通过试点，考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扩大工伤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开展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试行参保工作，同时，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困难农民工群体的兜底性保障制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副主席司马红也曾建议，鉴于很多非工作地劳动者未在工作地缴纳社保的现实，将社保的社会统筹部分金额与缴纳地解绑，企业与个人缴纳费用均纳入社保权益转移接续范围，实现“钱随人走”，以支持更多灵活就业群体纳入高保障的社保体系之内。
针对当前各地在出现超龄劳动者争议案件时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崔艳建议：“应进一步明确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劳动合同终止三者间的关系。在人社、法院等不同部门间统一超龄用工关系的认定标准，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对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权益保障加以规范，并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
她还指出，“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超龄劳动者或将持续增加，劳动适龄人口就业与超龄劳动者就业并存将会成为普遍现象。应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适时出台鼓励超龄劳动者就业的有关举措，培育一批社会服务机构，为有意向再就业的超龄劳动者提供相应的职业介绍、知识技能培训等。
期待踏实的养老保障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人口总量为28560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口占26.4％，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0年，将陆续有7540万名农民工达到60岁以上。
这7540万名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多年来，他们将青春和汗水挥洒在工作岗位上，在撑起家庭的同时，也为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如今，他们老了，曾经青春阳光的脸上爬满了皱纹，曾经健硕厚实的身躯也逐渐变得佝偻，但他们中很多人还是难以融入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故乡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王天金今年77岁，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农民工中的一员。30年来，架子工、钢筋工等工种都干过，也到过天津、河北邯郸等很多城市。
“60岁以后工地上给的工资就少了。坚持了几年，体力慢慢就跟不上了，而且经常高空作业很危险，我就听老伴儿的话回老家了。”王天金说。
虽然王天金回到了家乡邯郸市临漳县，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建筑装修这个行当。尚有余力的他开始活跃在县域范围尤其是镇村附近的民房工地上，找一些民房建设的活。相对于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民房建设没那么危险，也没那么累。
现在王天金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就近的工地上赚钱，“主要是搬砖、砌墙啥的，一天能有120元，一年差不多能攒下2万多元。”王天金说。
在路边等待雇主的农民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 摄
近些年，像王天金这样回到家乡能够就地就近务工的超龄农民工不在少数。家乡的县、乡镇、村可以探索设立一些服务性、公益性岗位，并向这些超龄农民工倾斜，也可以积极引导他们参与乡村治理，使其能够发挥余热建设家乡，让老人在自己的家乡找到更多的价值感。
在北京建筑工地上工作了26年的贾长德，再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过60岁生日了。盘算着未来，他很清楚自己将要离开生活多年的北京，回到家乡种地。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他的内心却有一个大大的困惑：“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大半辈子，为什么晚年还要面对沉重的养老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郑风田表示，据他了解，目前除了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地方的农民到一定年龄后，每月能拿到800元到1000元的养老金，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农民一个月只能领到一二百元的养老金。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提高农民的养老金水平。“这既能体现出国家对农民的重视，也能减少超龄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需求。”郑风田说。
4月23日上午9点，马驹桥劳务市场，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跟着雇主离开了，没有收获的也慢慢散了，只剩十几个人还在路口坚持着。
郭相书运气不错，接到了一个清理垃圾的活，一天能挣140元。他跟着介绍工作的另外一位农民工，坐上了去往海淀区的公交车。
一路上，公交车从城乡接合部开往市中心。看着窗外变换的风景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郭相书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此时，他想起了家乡的田园春色，想起了老伴儿和小孙子。他想回去，但对于家的责任还在肩上。他清楚地知道：60多岁的他现在还不能从这个城市“退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