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7岁的周立波从北京回到湖南益阳，全身心投入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年后，创作出记录下农村变革的《山乡巨变》；1952年，45岁的赵树理在山西长治川底村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考察，“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扎根农村3年后，写出了描绘社会大变革时期农村风貌的《三里湾》；1953年，柳青深入长安县农村皇甫村蛤蟆滩，与农民群众同甘共苦，准备创作《创业史》之际，不过37岁。这些作家将青壮年的人生深深扎根于广阔乡村社会，想农民之所想，思农民之所思，写下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他们既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众多农村典型人物形象，也昭示出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高度与历史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面对正在发生的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伟大历史实践，感受到新时代磅礴澎湃的精神气象，青年作家应当如何接过前辈作家手中的接力棒，用情感受新时代山乡巨变，用心书写无数个面向未来的、充满生机的乡村世界，正成为时代赋予青年作家的历史重任。
书写乡村首先要“进入”乡村
丁玲曾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谈深入生活的体会时说，“在那里要有一种安身立命的想法，不是五日京兆，而是要长期打算，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天地，要在那里找到堂兄、堂弟、表姐、姨妹、亲戚朋友、知心知己的人，同甘苦，共患难。”
近几年，河北青年作家徐广慧深入华北乡村采风采访，为创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题材的《麦海》和建设美丽乡村题材的《小村剪影》，积累起大量生动鲜活的素材。通过探索独属于自身的语言风格和审美形式，她笔下展现出一幅幅新时代乡村浓烈炽热、生机勃勃的“麦海”风景图。
“一个写作者，如果肯走进乡村的田野、河流、街道、院子、房子，如果肯把心交给乡村的父老乡亲，就会收到它发来的无线电波，收到它无所不在的感召。”在徐广慧看来，写作的素材就生活在大地上，就生活在人们中间。作家应当调整自己的精神定位，在内心真正建立与新乡村、新时代人民的关系。
贵州作家肖勤有十余年的乡村基层工作经历。她说，自己的创作使命是“写出一个真实的农村，一个灵动的、鲜活的、与泥土一样富有多种生命元素的农村。”在她看来，书写乡村首先要“进入”乡村。不必是学术研究式的调查，采风也无需刻意，书写乡村需要生活式的融入，作家要真正懂得乡村的人和事为什么会在某一个环境中出现、又如何变化或消失，就如同需要认真了解某种植物为什么要某个季节生长一样。
“尊重每一个微小的个体，学会了解他们沾满汗水和泥泞的面容下正在期待着什么，也许不能把他们生动而圆满地展现出来，但至少应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要做什么。有了这些，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才能合理化展开虚构、同时又观照现实。”肖勤谈到，作家应当以生存的方式在乡村感受回归，感受“细微却蓬勃、强烈却柔软，细如萤火却是暗夜中最打动心灵的微光。”
在“新人”的塑造中浓缩时代景观
脱贫攻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它既使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深度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肌理。乡村的组织模式、生产方式、产业形态、乡俗民风、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面对这样的历史壮举，不少作家谈到，要保持现实主义的乐观，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深入捕捉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写出更有质地的新时代乡村生活景象。
“70后”作家叶炜认为，新时代山乡巨变需要作家新的书写方式，新的史诗变化需要匹配新的人物形象。在新时代以来新的农村人物画廊中，应当有这些新面孔的存在。叶炜以“城乡中国三部曲”的写作着眼广阔乡村的史诗变化，在该系列第一部《还乡记》中，他以赵寻根返乡为视角，塑造了以农村青年韩慧慧、刘少军、刘君山为代表的新时代青年农民以及以赵寻根为代表的从乡村走到城市的青年形象，以一群“75后”青年的人生变迁与精神成长，反映70余年的新中国历史中城市和乡村的变迁，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业农村农民的风貌巨变。“随着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新气象，以及作家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创作技巧上，新时代山乡巨变都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值得作家不断开拓。”叶炜说。
文学创作归根结底落实在人，新时代山乡巨变要聚焦于“人”的巨变。对人的刻画和书写，是从乡土中国到农村题材创作再到当下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一以贯之的核心命题。当下，脱贫攻坚的基层干部、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反哺家乡的企业家、以艺术擦亮乡村新颜的艺术家，以及转变思维投身农村产业发展的新农民等大量时代新人在源源不断出现。挖掘新的人物形象、并朝向其心灵深处开掘，找到与之适配的文学表达，多角度多层次揭示个体在消除贫困、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的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应当是作家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创作追求。
山西青年作家杨遥提到，创作首先要兼具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写出的新人物要让农民、在农村工作的党员干部有认同感，“要写真正符合生活的人物，不是臆想和编造出来的。”其次是要写出农民真生活、真感情、真性格中蕴含的普遍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与此同时，要坚持艺术的高水准。“不能因为农民‘土’，写农民的作品也‘土’，文学作品不会因为写农民而有另外一套的标准，好作品的标准是一致的。”他认为，青年作家要在前辈作家已有的创作经验之外，完善和更新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在揭示现实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既要挖掘生活的深度，也要拓展生活的广度，反映形形色色的“山乡人”的生活本真。
真实全面深刻展现山乡巨变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要聚焦的是乡土乡民乡风，而它的背景应当是更为辽阔的世界。因此，乡村题材的创新，需要创作主题的深度拓展和艺术观念的创新，需要作家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觉结构和知识素养，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丰厚的文学艺术知识储备以及沾着泥土气息的乡村体验充分结合。
从《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到新近的《母亲和他的第一个连手》，近年来，宁夏“80后”作家马金莲不断拓宽写作的题材范围，从乡村人家的日常生活、留守老人与儿童的困境，到表现脱贫攻坚整体搬迁状况、书写西海固移民搬迁中感天动地的真实故事，以小说创作的方式反映家乡的脱贫攻坚历程、记录西海固彪炳史册的伟大变化，成为她主要的写作方向。“我喜欢讲述乡村故事，尤其是那些包含了深长意味和打动人心的味道的故事。乡村的现实生活，家长里短、鸡零狗碎，都蕴含着值得挖掘的生活真味，通过乡村风景、世相的书写，可以表达乡情、关注人心。”
面对着满地瓦砾和黄土，马金莲表示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用文学的笔触记下这些村庄的变迁，和那些随着生活步伐奔跑在大地上的乡亲的故事，尤其是在生存条件相对落后的西海固地区，为了奔向好日子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
江苏“90后”青年作家周荣池在创作带有浓厚乡村纪实色彩的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之时，就有意识地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走访，搜集更多来自现场的声音，挖掘被忽略的原始资料。“这是被快速发展的速率所忽略的珍贵资料和情绪，这些并非只在遥远的农村存在，在城区那些迁居的农民以及后代仍然保存着这些记忆和经验。”他认为，作家要始终坚持在场，正视广袤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深入乡村的内部结构之中，发现风景、寻找故事、塑造人物，以文学之美去总结和提升这些变化，让现实的美景有文学的表达。“要用真实的故事、真切的情感和真诚的笔法表达乡村变化的具体细节，而不是空洞的资料堆砌和数据的机械报告。”
以非虚构的文本形态创作出40万字脱贫攻坚题材作品《扶贫志》的卢一萍谈到，通过非虚构的方式为虚构积累素材，是一种有效深入生活的方式。真实的细节和人物形象，让下笔的细节更为坚实和可信，人物也更为丰满鲜活。卢一萍说，围绕一个地区所展开的百十号人、百万余字的素材资料积累，让他理想中的“时代新人”逐渐成型：他应该是敢作敢为，具有牺牲精神的；他具有现代感，开放、包容，能走出去，又能回得来；能勇于开拓外部世界，但又能尊重传统。要写好这样的人物，必须有现实中的原型，在这个基础上去虚构，人物才能立得住。
“通过创作，我对中国的新山乡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我寻找到了我想写的人物，他们不但留在我的脑海里，还在不断成长，这给了我创作冲动和激情。”卢一萍从近些年的创作感受出发认为，作家能否重新扎根乡土，用心地深入体验生活，或许是能否书写好新乡村的关键。（徐健 康春华 ）